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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社會服飾
（公元前21世紀之前） 關于衣服的發(fā)明，戰(zhàn)國時人撰寫的《呂氏春秋》、
中國服飾史
《世本》及稍晚的《淮南子》提到，黃帝、胡曹或伯余創(chuàng)造了衣裳。若從出土文物方面考察，服飾史的源頭，可上溯到原始社會舊石器時代晚期。 舊石器時代，采集和漁獵是人們的衣食之源。1933年,在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（距今1.9萬年左右）遺址中，發(fā)現1枚骨針和141件鉆孔的石、骨、貝、牙裝飾品(圖1)。骨針長約82mm,通體磨光，針孔窄小，針尖尖銳，證實當時已能利用獸皮一類自然材料縫制簡單的衣服。中華服飾文化史可以看作由此發(fā)端。小石珠、穿孔獸牙等裝飾品上有長期佩帶的磨蝕痕跡。其中5件出土時呈半圓形排列,可能是成串的項飾。另有25件還用赤鐵礦粉涂染著色，聯系山頂洞下室埋葬的尸骨上也散布有赤鐵礦粉粒,或關系一種飾終儀式,還可能是在衣服上著色所用，反映出山頂洞人的某種審美感情。
中國服飾史
為了捕獵野獸、對付戰(zhàn)爭，防避利爪、矢石的傷害，或出于偽裝與威懾，原始的獸頭帽、皮甲、射?、脛衣之類的部件式衣著率先發(fā)明，并因此引導出一般衣服。 距今約1萬年,進入了新石器時代,紡織技術發(fā)明,服裝材料從此有了人工織造的布帛，因而服裝形式發(fā)生了變化，功能也得到改善。貫頭衣和披單服等披風式服裝已成為典型的衣著，飾物也日趨繁復，并對服飾制度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。 貫頭衣大致用整幅織物拼合，不加裁剪而縫成，胴身無袖，貫頭而著，衣長及膝，是一種概括性或籠統(tǒng)化的整體服裝。其具體形象，在內蒙古狼山地區(qū)巖畫、甘肅吳家川巖畫、山東辛店文化陶器，以及新疆西北邊境的巖畫上，均有反映，說明在紡織品出現之后，貫頭衣已發(fā)展為一種定型服式，在相當長時期、極廣闊的地域和較多的民族中普遍應用，基本上替代了舊石器時代部件衣著，成為人類服裝的祖型。 新石器時代除有籠統(tǒng)式服裝外，還從一些陶塑遺物發(fā)現有冠、靴、頭飾、佩飾，以及簪發(fā)椎髻用的骨、石、玉笄等。
中國服飾史
原始社會的部落長和巫師、卜人,在某種情形下,為了象征權威與特定身份，如同《易·系辭》所說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，衣服式樣必不同于普通人，或已寬博拖沓，不大合乎日常生活需要。此外在軍事性活動（包括圍獵）和祭祀性活動中，主持人及參加者服飾也與常不同。這些，為服飾制度的發(fā)生發(fā)展奠定了基礎。
商周服飾
（約公元前17世紀～前771年） 由商代到西周，是中國奴隸社會的興盛時期，也是區(qū)分等級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確立的時期。 商代服飾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、革、絲、麻。由于紡織技術的進展，絲麻織物已占重要地位。商代人已能精細織造極薄的綢子，提花幾何紋錦、綺，和絞織機的羅紗。奴隸主和貴族，平時已穿色彩華美的絲綢衣服。衣料用色厚重，除使用丹砂等礦物顏料外，許多野生植物如槐花、梔子、櫟斗和種植的藍草、茜草、紫草等也已用作染料，為服飾材料和紋飾提供了空前的物質條件。奴隸、平民一般穿本色麻、葛布衣或粗毛布衣。 從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發(fā)現的玉石人雕像得知，商代衣著通常為上衣下裳制，上穿交領窄袖式短衣，衣上織、繡種種花紋,領緣袖口用花邊裝飾,以寬帶束腰，腹前垂一獸頭紋樣的韋鞸,下著裙裳（圖2）。而四川廣漢三星堆發(fā)現的青銅人像，頭上著冠，窄袖長衣，外加短袖開衩齊膝衣。結合諸多文物看，商代人可能已穿褲。商代一般男子頭上戴短筒狀帽箍，并一直流行了近千年；奴隸主貴族戴彎曲高冠，上面還有許多珠玉裝飾，也有用許多小玉魚編成一組加在頂發(fā)上的。男子發(fā)式，通常是編發(fā)成辮，自右向左旋盤頂一周。女子則多把長發(fā)上攏成髻，或卷發(fā)齊肩。小孩頭發(fā)梳作兩個杈狀丫角兒，叫作丱角。平民、奴隸，有裹發(fā)作羊角狀斜旋而上的，有自頂心向后垂一短辮的，也有剪發(fā)齊頸的。種種樣式反映了商王朝不同階級階層的差異，還可能包括了當時征伐所及各部族人民的形象。
中國服飾史
西周服飾西周時，等級制度逐步確立，“非其人不得服其服”也就成為一種與之適應的冠服制度。周王朝并設“司服”、“內司服”官職，掌管王室服飾。根據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分析，中國冠服制度，初步建立于夏商時期，到周代已完整完善，春秋戰(zhàn)國之交被納入禮治。王室公卿為表示尊貴威嚴，在不同禮儀場合，頂冠既要冕弁有序，穿衣著裳也須采用不同形式、顏色和圖案。最著名的為《尚書·益稷》所載十二章服(圖3):“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龍、華蟲作繪，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?繡，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。”十二章紋遂成為歷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，一直延用到清帝遜位、袁世凱復辟稱帝。 中國服飾史 從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,服飾裝飾雖繁簡不同,但上衣下裳已分明,奠定了中國服裝的基本形制,“衣裳”遂成為服裝的通稱。衣袖有大小，衣長出現長大寬博式樣，衣領多作矩式曲折直下，具有承上啟下的特色。腹前的斧形韋鞸，用皮革涂朱作成，另有一種用絲綢繪繡花紋的叫“紱”或“赤芾”,后世統(tǒng)稱之為“蔽膝”,成為特別身份的象征。 服裝的發(fā)展沿革與社會制度密切相關，材料的講究、數量的增多、服用的普遍程度又與社會生產相適應。在商代能穿絲綢衣服的,可能還是少數。到西周,各地大小邦國封君的穿衣打扮都有了種種排場。一般平民只能穿本色麻、葛布衣或粗毛布衣，窮極的只好穿草編的“牛衣”（蓑衣）。
春秋戰(zhàn)國服飾
（公元前770～前221） 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周王室衰微，五霸七雄等諸侯國各自為政，一方面競相發(fā)展生產，注重商品流通，一方面兼并弱小，掠奪土地和財富。特別是對大量技術工匠的擄掠占有和鐵工具的推廣應用，促進了各種手工業(yè)的交流提高。各方面競爭的成就對紡織材料、服裝剪裁工藝和裝飾藝術，也無不發(fā)生重大影響，從而形成了百花齊放的服飾局面和推陳出新的深衣服式。
中國服飾史
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織繡工藝的巨大進步，使服飾材料日益精細，品種名目日見繁多。河南襄邑的花錦，山東齊魯的冰紈、綺、縞、文繡，風行全國，比普通絹帛的價格超出20多倍。南方吳越生產的細麻布，北方燕代生產的毛布、氈裘，西域羌胡族的細旃花罽（細密毛織物），楚國的大花紋刺繡、通幅大花紋織錦，無不精美絕倫。同時，周代往日“珠玉錦繡不鬻于市”的法規(guī)已被突破，這就促進了工藝的傳播，使多樣、精美的衣著服飾脫穎而出。 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不僅王侯本人一身華服，即便從臣客卿也是足飾珠璣，腰金佩玉，衣裘冠履，均求貴重。 古人佩玉，尊卑有度，并賦以人格象征，所以“君子無故玉不去身”。影響所及，上層人士不論男女，都須佩帶幾件或成組列的美麗雕玉。劍，是當時的新兵器，貴族為示勇武兼用自衛(wèi)，又必佩帶一把鑲金嵌玉的寶劍。腰間革帶還流行各種帶鉤，彼此爭巧，以至“賓客滿堂視鉤各異”。男女的帽，更引人注目，精致的用薄如蟬翼的輕紗,貴重的用黃金珠玉；形狀有的如覆杯上聳,詩人屈原形容這種高冠“切云之崔嵬”。鞋，多用小鹿皮制作，或用絲縷、細草編成；南方多雨，還有通體涂漆，再用錦、絳飾面，底部有防滑齒結的漆履。冬天皮衣極重白狐裘，價值千金。女子愛用毛皮鑲在袖口衣緣作出鋒，還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質錦繡手套，無不異常美觀。 春秋戰(zhàn)國學術界“百家爭鳴”的空氣對當時文化學術發(fā)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，也促進了精美服飾的流行。 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衣著，上層人物的寬博、下層社會的窄小,已趨迥然。在形式上，值得注意的一是深衣,二是胡服。
中國服飾史
深衣（圖4）有將身體深藏之意。是士大夫階層居家的便服，又是庶人百姓的禮服，男女通用，可能形成于春秋戰(zhàn)國之交。其形制在《禮記·深衣》有詳盡的記載，后世注家學者也有較多的研究。從馬山楚墓出土實物觀察，深衣是把以前各自獨立的上衣、下裳合二為一，卻又保持一分為二的界線,故上下不通縫、不通幅。最智巧的設計，是在兩腋下腰縫與袖縫交界處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，據研究可能就是《禮記》提到的“續(xù)衽鉤邊”的“衽”，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體化，可以完美地表現人的體形，兩袖也獲得更大的展轉運肘功能。所以古人稱道深衣“可以為文，可以為武，可以擯相，可以治軍旅”，認為是一種完善服裝。 據記載，深衣有4種不同名稱：深衣、長衣、麻衣、中衣。從出土文物看，春秋戰(zhàn)國時衣裳連屬的服裝較多，用處也廣，有些可以看作深衣的變式。①河南信陽楚墓出土有木俑，袖口寬大下垂及膝，顯得莊重，可能屬于特定禮服類。②傳河南洛陽金村韓墓出土有二舞女玉佩（圖5）,穿曲裾衣，揚起一袖，腰身極細，垂發(fā)齊肩略上卷，大致是后來《史記》所說燕趙佳妙女子“揳鳴琴,躡利屣,游媚公卿間”的典型裝束。③湖南長沙仰天湖楚墓出土有彩繪木俑，著交領斜襟（曲裾）長衣和直襟（直裾）齊足長衣，其剪裁縫紉技巧考究，凡關系到人體活動較大部位多斜向開料，既便于活動，又能顯示體態(tài)的美，是深衣在春秋戰(zhàn)國末期的一種變化形式,曾是婦女的時裝,對男裝也有相當影響。
中國服飾史
至于湖北江陵馬山楚墓出土有直領對襟的短袖“?衣”,樣子和現代的女式短大衣差不多,到漢代也還流行。山西長子縣和河北易縣出土有木俑、青銅燭奴，著上下通裁通縫、兩側開衩很高的長衣，則與深衣剪裁制度全然不同,它自成體系,應是后世沿用數千年不廢“袍”服的前身。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頒胡服令,推行胡服騎射。胡服，指當時“胡人”的服飾，與中原地區(qū)寬衣博帶的服裝有較大差異，特征是衣長齊膝，腰束郭洛帶，用帶鉤，穿靴，便于騎射活動。由于中原上層人物慣于坐而論道，穿長衣視為特權，一旦棄長就短，不法古、不循禮，便成為改革大事。其衣制實與中原奴隸或其他勞動者短衣相類同，不過褲是連襠的。而從湖北江陵馬山楚墓出土實物看,當時內地已有綿袴，《說文》解作“脛衣”,前面連腰，棕紅繡絹褲面，錦邊小口褲腳，兩側附裝飾絳帶，與胡服之別尤在于后面開襠。至于衣長，山西侯馬出土的人形陶范表明，齊膝的織繡花衣（其領襟曲折直下、腰間系絲絳、打蝴蝶結）已從西周演變過來，一般認為這就是已受胡人影響的裝束。 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衣服款式空前豐富多樣，不僅表現于深衣和胡服。樂人有戴風兜帽的，舞人有長及數尺的袖子，獵人衣褲多扎得緊緊的，有人還常戴鴟角或鵲尾冠、穿小袖長裙衣和斜露襞褶的下裳。這些都與多彩的社會生活相關。
秦漢服飾
（公元前221～公元220） 秦統(tǒng)一中國后，進行了許多重大的改革。漢代政權鞏固，經濟發(fā)展，中國封建社會達到成熟期。出土文物反映，這一時期的衣料又較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豐富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發(fā)展。特別在漢代，隨著輿服制度的建立，服飾的官階等級區(qū)別也更加嚴格。
中國服飾史
錦繡衣料 秦漢服裝面料仍重錦繡。繡紋多有山云鳥獸或藤蔓植物花樣，織錦有各種復雜的幾何菱紋，以及織有文字的“登高明望四海”、“延年益壽”等通幅花紋。此外，繪花和印花織物、朱砂著色織物、超級細薄織物，在河北滿城漢墓、長沙馬王堆漢墓、廣州南越王墓等處都有實物出土，不僅種類多、式樣齊，紡織技術也達到很高水平。漢代法律規(guī)定，農民只許穿本色麻布衣,西漢后期允許服用青、綠色。但由于商業(yè)發(fā)展,許多禁令早為商人打破，帝王穿用的精美錦繡，商人卻用來被飾墻壁。《漢書》提到，被買賣的奴婢也穿鑲花邊的絲履，滿頭金珠花釵,這與椎髻、穿短衣褲的農民,形成鮮明對照。
西漢建元三年(公元前138)、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),張騫奉命兩次出使西域，開辟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陸路通道,成千上萬匹絲綢源源外運,歷魏晉隋唐，迄未中斷，史稱“絲綢之路”。于是，中華服飾文化傳往世界。 衣服制式 自秦而漢，深衣有了一些發(fā)展和變化。從東漢社會上層來看，通裁的袍服轉入制度化。 秦初曾“兼收六國車旗服御”，所以服制大致本于戰(zhàn)國。從陜西臨潼出土的兵馬俑、銅車馬、女坐俑等文物中，可以得出秦代服制的基本印象。軍服和勞動者衣裝形制與戰(zhàn)國時無大差別。男女服都是交領、右衽、衣袖窄小，衣緣及腰帶多為彩織裝飾，花紋精致。兵士衣長齊膝，左右兩襟為對稱直裾式，皆可掩玉背側，兩襟下角如燕尾，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，與《禮記》敘述深衣的通用性相吻合；衣外著甲，下著褲，足穿麻履或革履（齊頭方口較多見）；頭髻處理繁細復雜，束髻上聳而多偏右，亦有著冠子的，應為皮弁之制。軍裝衣甲有騎兵、步兵和車御服用等類型。
西漢男女服裝，仍沿襲深衣形式。不論單、綿，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縫連為一體，上下依舊不通縫、不通幅：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內衣，其領袖緣一并顯露在外,成為定型化套裝。下著緊口大褲,保持“褒衣大袑”風格。足下為歧頭履。腰間束帶。西漢時典型的深衣有：①女衣，以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實物最為精美。有直裾（直襟）和曲裾（三角斜襟式）兩種(圖6),剪裁已不同于戰(zhàn)國深衣。曲裾式下裳部分面積加大，而且與領、袖、襟緣一同作斜幅縫紉。穿上身，靜立時衣面懸垂自然貼體，走動時則裙裳部分膨大如傘，不束縛腳步。這種斜領連襟合成銳角的曲裾衣，即是揚雄《方言》所說“繞衿裙”，是戰(zhàn)國深衣的變例，成為當時婦女的一種時裝，流行很廣。②男衣，以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的出土實物及木俑衣著較為典型。外衣領口展寬至肩部，右衽直裾，前襟下垂及地，為便于活動，后襟自膝彎以下作梯形挖缺，使兩側襟成燕尾狀。
中國服飾史
服飾等級秦代服制,服色尚黑,囚徒穿赭色衣。漢代有了輿服制度。史書列有皇帝與群臣的禮服、朝服、常服等20余種；出土文物所反映的，則多是平時生活或一般人及奴仆的衣著情況。將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結合觀察，服飾上的等級差別已十分明顯。主要表現在：①冠服在因襲舊制的基礎上，發(fā)展成為區(qū)分等級的基本標識。如冕冠，是古來帝王臣僚的冕服；長冠，以竹為胎骨，外用漆紗糊制，長7寸，寬3寸，形如鵲尾，故俗稱“鵲尾冠”，是楚國舊有形式，西漢時被定為公乘以上官員的祭服。漆紗冠，多為武士所戴，此后到南北朝流行600余年,基本制度延續(xù)到明代不變。而一般男子則平時冠巾約發(fā)且不裹額，或只是束發(fā)加笄。至東漢，情況略有變化，矮筒狀平巾幘，不分貴賤，一律使用；平巾幘上加梁（前高后低中空如橋）的梁冠，以及平巾幘上加漆紗冠,也成為定制（圖7）。② 佩綬制度確立為區(qū)分官階的標識。秦漢開始，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佩飾得到發(fā)展，產生佩掛組綬的禮俗。凡有官爵的人，還得把一條長度逾丈的經編帶狀織物折疊起來掛在腰后，名之為“綬”。綬以顏色、長短和頭緒分等級，自東漢至明代因循相襲。
魏晉南北朝服飾
(220～581) 魏晉南北朝時期,300余年戰(zhàn)亂不息，社會動蕩。由于政權更迭、民族交流等原因，服飾在改易中得到發(fā)展。其過程大致可分魏晉和南北朝兩個階段。前段，等級服飾有所變革；后段，民族服飾大為交融。
魏晉服飾漢末以后，頻仍戰(zhàn)爭使社會財力日顯艱困，兩漢冠服制度已難維持。以往的冠帽，這時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，有折角巾、菱角巾、紫綸巾、白綸巾等，不一而足。東漢末年張角起義即著黃巾而被史稱“黃巾起義”。魏初，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，“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”。這一制度此后歷代相沿雜而用之，直到元明。部分文人輕蔑禮法，如南京西善橋出土磚刻所反映的竹林七賢飾著，寬衫大袖、散發(fā)袒胸，就是對禮教束縛的突破；“褒衣博帶”，成為魏晉世俗之尚。晉代的首服除幅巾為社會沿用之外，有官職的男子還戴小冠子，而冠上再加紗帽的稱漆紗籠冠，本是兩漢武士之制，傳之又傳，不僅用于男官員，并流傳民間且男女通用。
南北朝服飾南北朝時,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,人民錯居雜處，政治、經濟、文化風習相互滲透，形成大融合局面，服飾也因而改易發(fā)展。主要表現在：①傳統(tǒng)的深衣制長衣和袍服已不大適應社會需要，而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漸成主流，不分貴賤、男女都可穿用。袴褶的上衣短身大袖或小袖；下衣喇叭褲，有的在膝彎處用長帶系扎，名為縛袴。這種服裝源出軍中，服無定色,外面還可以服?襠衫(一種背心）。河南鄧縣學莊出土磚刻人物穿的，正是齊梁間有代表性的流行袴褶。②女子衣著“上儉下豐”。髦以假發(fā)相襯，西晉作十字式大髻；東晉則做成兩鬢抱面遮蔽眉額形狀，緩鬢傾鬢以為盛飾；東晉末至齊、梁間改為束發(fā)上聳成雙環(huán)。衣著為襦裙套裝，原始于漢代，晉代時具有了上衣短小、下裙寬大的特色（圖8 ）。③足穿笏頭履、高齒屐(一種漆畫木屐)，流行一時。
中國服飾史
另一方面,少數民族服飾也受漢朝典章禮儀影響,穿起了漢族服裝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，鮮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（公元494）遷都洛陽后,魏孝文帝推行華化政策，改拓跋姓氏，率“群臣皆服漢魏衣冠”。原來鮮卑族穿著夾領小袖衣服，這次改革舊俗，史稱“孝文改制”，使秦漢以來冠服舊制得以賡續(xù)，推動了中華服飾文化的發(fā)展。
隋唐服飾
(581～907) 隋唐時期，中國由分裂而統(tǒng)一，由戰(zhàn)亂而穩(wěn)定，經濟文化繁榮，服飾的發(fā)展無論衣料還是衣式，都呈現出一派空前燦爛的景象。
絲綢工藝隋唐社會中上層和殷實之家做衣服多用絲綢，并經多種工藝處理。①彩錦，是五色俱備織成種種花紋的絲綢。最常見的是成都小團窠錦，常用作半臂和衣領邊緣服飾。②特種宮錦，花紋有對雉、斗羊、翔鳳、游鱗之狀，章彩華麗。有彩綾，或本色花或兩色花，用于官服,有鸞銜長綬、雁銜威儀、俊鶻銜花等名目;此外還有孔雀羅、樗蒲綾、鏡花綾和織造精美的遼綾等。③刺繡，有五色彩繡和金銀線繡。另外還有堆綾、貼絹法,溫庭筠詞“新貼繡羅襦,雙雙金鷓鴣”即指此法。④泥金銀繪畫，即用金粉、銀粉畫在衣裙材料上。舞女衣裙用繡畫加工較多。⑤印染花紋，分多色套染和單色染。簡單花紋有“魚子纈”，只作方框形小點子，或作梅花、柿蒂、方勝、網格花紋，多屬撮暈絞纈（扎染）類，相當費工。大花五彩多層蠟染、板印，色彩絢麗爛漫，亦稱夾纈或撮暈錦，多對薄質紗羅加工，爭奇斗勝，使衣著、披帛式樣不斷翻新。相對貧困的平民百姓雖然也可以用普通的素色絲綢，但麻布類織物仍然是他們主要的衣服材料。
男子冠服 隋唐時期男子冠服特點主要是上層人物穿長袍，官員戴幞頭，百姓著短衫。直到五代，變化不大。
隨著國家的統(tǒng)一,隋唐朝廷都曾參照前朝舊制,改革輿服制度,規(guī)定天子、百官的官服用顏色來區(qū)分等級,用花紋表示官階。隋代朝服尚赤,戎服尚黃,常服雜色。唐代以柘黃色為最高貴，紅紫、藍綠、黑褐等而下之，白色則沒有地位。男子官服,一般是頭戴烏紗幞頭;身穿圓領窄袖袍衫,衣長在膝下踝上,齊膝處設一道界線，稱為橫襕，略存深衣舊跡;腰系紅鞓帶,足登烏皮六合靴。從皇帝到官吏,樣式幾乎相同,差別只在于材料、顏色和皮帶頭的裝飾。無官的地主階級隱士、野老，則喜穿高領寬緣的直裰，表示承襲儒者寬袍大袖的深衣古制。普通百姓只能穿開衩到腰際的齊膝短衫和褲，不許用鮮明色彩。差役仆夫多帶尖錐帽，穿麻練鞋，做事行路還須把衣角撩起扎在腰間。腳上只限穿編結的線鞋或草鞋。
幞頭之制出于北齊，隋唐之初逐步定型。這是一種用黑色紗羅做的軟胎帽（一度用木胎），裹在發(fā)髻的后部，稍稍突起并微微前傾；帽帶兩條系于帽頂前部，兩條垂于頸后,或長或短,式樣有三五種,初尚平頭小樣,而后漸高。唐開元年間玄宗賜臣下“內樣巾長腳羅幞頭”，可知長腳式先出宮中,后垂的兩條帶子或下垂或上舉,或斜聳一旁或交叉在后，帶形初如梭子，繼為腰圓式，中施絲弦為骨。到五代時這兩條帶子平直分向兩邊，“軟腳”變成了“硬翅”,終于形成宋代的展翅漆紗幞頭,俗稱烏紗帽。
女裝 隋唐女裝富有時裝性，往往由爭奇的宮廷婦女服裝發(fā)展到民間，被紛紛效尤，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響而別具一格。
隋唐時期最時興的女子衣著是襦裙，即短上衣加長裙，裙腰以綢帶高系，幾乎及腋下。這種始于漢代的套裝，在魏晉時期裙腰日高，上衣日短，衣袖日窄；后來又走向另一極端，衣袖加闊到二三尺。隋統(tǒng)一后，上襦又時興小袖，影響所及，貴族婦女內穿大袖衣，外面再披一件小袖衣，名披襖子。講究的用金縷蹙繡，聽任小袖下垂以為美，竟成一時風尚。唐代長期穿用小袖短襦和曳地長裙，但盛唐以后，貴族婦女衣著又轉向闊大拖沓，衣袖竟大過4尺,長裙拖地4～5寸，不得不用法令加以限制。一般婦女穿青碧纈（印花或染花織物），著平頭小花草履。 隋唐女子好打扮。從宮廷傳開的“半臂”，有對襟、套頭、翻領或無領式樣，袖長齊肘，身長及腰，以小帶子當胸結住。因領口寬大，穿時袒露上胸。半臂歷久不衰，后來男子也有穿著的。當時還流行長巾子，系用銀花或金銀粉繪花的薄紗羅制作，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帶上，再披搭肩上，旋繞于手臂間，名曰披帛。 唐代婦女的發(fā)飾多種多樣，各有專名。早期高聳輕俊，后期流行用假發(fā)做義髻，便顯得蓬松。女鞋一般是花鞋，有平頭、高頭之分，多用錦繡織物、彩帛、皮革做成。線鞋則用彩線或麻線編結而成。鞋的名目有彩帛縵成履、吳越高頭草履、重臺履、金薄重臺履，官服中則有高墻履等。
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數民族和天竺、波斯等外來文化，這在婦女服裝上有明顯的反映。唐貞觀至開元年間(627～741)十分流行胡服新裝，戴金錦渾脫帽，著翻領小袖齊膝長襖或男式圓領衫子,穿條紋間道錦小口褲,腰系金花裝飾的鈿縷帶，足登軟底透空緊靿靴；部分發(fā)髻上聳如俊鶻展翅，臉上無例外地用黃色星點點額，頰邊畫二月牙，或在嘴角酒窩間加兩小點胭脂。待到元和年間(806～820)，更發(fā)展到蠻鬟椎髻，烏膏注唇，赭黃涂臉，眉作細細八字低顰。五代后期還講究濃眉上翹的倒暈蛾翅眉，頭上滿插用金、銀、玉、象牙或玳瑁制成的小梳。
唐初，婦女沿襲北齊、隋代舊習，騎馬出行必用一種大紗帽隱蔽全身，叫作冪?，后來發(fā)展成帷帽，帽形如斗笠，周圍垂網簾至頸，或空出前部，靚妝露面（圖9）。至今中國南方農村婦女仍有類似的遮陽帽。盛唐以后，帷帽廢除，但都市婦女還有將部分紗羅貼在前額作為裝飾的，名為透額羅。 中國服飾史
宋遼夏金元服飾
(960～1368) 宋代基本保留了漢民族服飾的風格，遼、西夏、金及元代的服飾則分別具有契丹、黨項、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點。由于長期爭戰(zhàn)，客觀上促進了各民族服飾的再度交流與融合。 宋代服飾 宋代政權建立后，博士聶崇義于建隆二年(961)上《三禮圖》（圖10 ）,奏請重新制訂了服制。此后100多年間，又幾度加以完善，且對民間多有禁例，“衣服遞有等級，不敢略相陵躐”。然而由于宋代政治、經濟等因素影響，“衣服之章，上下混淆”，南宋時已不可遏制。社會上層衣服算是符合常規(guī)的，大致有官服、便服、遺老服等三式。
中國服飾史 宋初統(tǒng)一南方過程中，從長江流域的后蜀、南唐、吳越得到錦繡彩帛達幾百萬匹。為示威天下，趙匡胤把2萬多人的儀仗隊用織繡印染的各種絲綢裝扮起來,名作“繡衣鹵簿”,還繪有圖卷,保留下許多宋代官服制度的重要資料。宋代官服面料以羅為主，江浙地區(qū)每年上貢花、素羅即達數十萬匹；高級絲織物還有緊絲、透背、隔織、綾、錦、綺、縠、纈、絹等。政府又因五代舊制，每年照例要贈送親貴大臣錦緞袍料，分七等不同花色。官服服色沿襲唐制，三品以上服紫，五品以上服朱，七品以上服綠，九品以上服青。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長袍，但首服（冠帽等）已是平翅烏紗帽，名直腳幞頭，君臣通服，成為定制。差吏男仆則按規(guī)定戴兩翅向后上方彎曲的曲翅幞頭。宋代官服又沿襲唐代章服的佩魚制度，有資格穿紫、緋色公服的官員都須在腰間佩掛“魚袋”，袋內裝有金、銀、銅制成的魚，以區(qū)別官品。“方心曲領”也是朝服的特征，即朝服項間套上圓下方的飾物。 宋代官員公服、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，主要是小袖圓領衫和帽帶下垂的軟翅幞頭，依然唐式，腳下卻改著更便于平時起居的便鞋。
宋代遺老的代表性服飾為合領（交領）大袖的寬身袍衫、東坡巾。袍用深色材料緣邊，以存古風。東坡巾為方筒狀高巾子，相傳為大文學家蘇東坡創(chuàng)制，實為古代幅巾的復興；明代的老年士紳還常戴用。 勞動人民的衣著變得更短,原因是生產雖有發(fā)展,生活卻益加貧困。農民和漁夫因而開始被稱作"短衣漢子"。 宋代服制的興廢，多與時裝的流行有關。從《清明上河圖》看，上層人物多穿齊整的袍衫，長可掩足；平民大眾則捋袖敞襟、系帶裹腿，以便活動。許多服飾在款式，色彩及圖案上反映著宋人的崇尚。女裝不同于唐風而講究瘦長，以顯苗條；新式的旋襖、胡服等，新穎、大方、素雅。除官員的公服以外，民間一般服裝更多地使用復雜而調和的色彩。一般貴族和官僚婦女，衣著雖不及唐時華麗，卻配色大膽，已打破唐代以青、碧、紅、藍為主色的習慣；由于清明掃墓必穿白色衣裙，又流行“孝裝”,以一身縞素為美。當時衣帽材料始用纈帛（印花絲綢）、銷金（加入金線編織的絲織品），花紋突破了唐代對稱圖案，生色折枝花尤為時尚。這些服飾新風格，常常一面被百官服、命婦服引用，又一面對庶人服、商賈服禁用。南宋末年,表明社會進步的時裝被稱為“奇巾異服”，卻又不斷斗美夸麗。 宋時裝大體有兩類：①傳統(tǒng)服裝的繼承和發(fā)展。以旋襖最有代表性，流行也最廣泛。其款式與唐代齊膝短大衣式的胡服新裝相近。其特色：一是直領，鑲一道花邊叫“領抹”,多用捻金線彩繡四季翻新花樣,謂之“一年景”，繡作者皆出諸寺師姑之手，且設有專市占定東京大相國寺兩廊交易；二是對襟，無紐常敞（故又稱不對襟），任其露出腰腹圍（尚鵝黃色，稱腰上黃）；三是小袖,袖口及腕縮緊,不同于背子（背心）或半臂（半袖）。②周鄰少數民族服飾的吸收。以釣墩最有代表性。它是女子的襪褲，沒有褲腰，兩腿分離，與氈笠、彎頭雙色鞋及服裝間色，都屬當時契丹、女真風俗，士庶仿效，無法禁絕。朱熹曾為之感慨：“今世之服，大抵皆胡服”，可見流行之廣而盛。
宋代民間首服也有種種流行。男子流行幞頭、幅巾，女子則流行花冠和蓋頭。婦女發(fā)式和花冠，是當時對美追求的重點，最能表現宋代裝束的變化。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趨危巧，宋代花冠再加發(fā)展變化，通常以花鳥狀簪釵梳篦插于發(fā)髻之上,無奇不有。簡單的,頭發(fā)做成玉蘭花苞式；復雜的，有飛鬟危巧的尖新式、如鳥張翼式，甚至重疊堆砌如一花塔。后一種大概是仿照當時特種牡丹花“重樓子”,用羅帛制作加于高髻之上,后來竟高過3尺,所用角梳也大過1尺2寸。高髻險裝風氣日盛，不得不用法律限制尺寸，但上行下效，禁令也無濟于事，必待新花樣出現成風，才能轉移先前的愛好。至于后妃公主的鳳冠,講究用金翠珠玉作種種花樣,有的用掐絲法表現一大群仙女隨西王母赴蟠桃宴故事，名“王母隊”，等于把一臺樂舞模型安放在頭頂，后面還附有兩個翹膀，下垂肩際，這種帽子叫等肩冠。還有蓋頭，是士大夫女眷出門必帶之物，以巾蒙首，稱冪首巾，南宋尤盛，因朱熹提倡，后人稱“文公兜”；婚禮用銷金蓋頭。 遼、西夏、金服飾遼、西夏、金分別為中國古代契丹、黨項、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權，其服飾反映了在與漢民族進行長期文化交流中，各自發(fā)揚民族傳統(tǒng)的發(fā)展軌跡。
黨項族婦女多著翻領胡服，領間刺繡精美。契丹、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圓領齊膝外衣，足下著長統(tǒng)靴，宜于馬上作戰(zhàn)射獵；婦女穿窄袖交領袍衫，長齊足背，都是左衽，正與漢人相反，所習慣穿用的釣墩傳到內地曾廣為流行。此外，黑龍江阿城金代貴族墓出土的男女服裝中，還有一種前面連腰、后面敞開的分襠褲，褲口還附有可套于腳心的環(huán)帶（制式恰如現今的健美褲），前腰高及胸部、上有肩帶,后附背帶3對,可以結束在胸前,形制與江陵馬山戰(zhàn)國楚墓出土的綿袴非常相似，也許還與《漢書》提到的多帶“窮袴”有關聯。 當時北方民族男子發(fā)式一般髡發(fā)，即剃去頂發(fā)，余發(fā)散披或結辮下垂耳旁。有身份或交納大量駝馬財物的，才許可攏發(fā)裹巾，巾式類似唐代幞頭。
遼金政權考慮到與漢族雜處共存的現實，都曾經設“南官”制度，以漢族治境內漢人，對漢族官員采用唐宋官服舊制。遼代以絲綢官服上山水鳥獸刺繡紋樣區(qū)分官品，影響到明清官服的等級標識。金代則以官服上花朵紋樣大小定尊卑，品級最低的用無紋或小菱紋的芝麻羅，“芝麻官”俗語即由此而來。契丹、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動，也為漢人采用。如《中興四將圖》畫像中抗金名將岳飛、韓世忠身邊家將的便服，已與金人男服無大區(qū)別。 元代服飾元代于延祐元年(1314)參酌古今蒙漢服制，對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統(tǒng)一規(guī)定。漢官服式仍多為唐式圓領衣和幞頭。蒙古族官員則穿合領衣，戴四方瓦楞帽；中下層為便于馬上馳騁，最時興腰間多褶的辮線襖子（圓領緊袖袍，寬下擺、折褶、有辮線圍腰）、戴笠子帽。
元代長衣通名為袍，其式樣在北方男女區(qū)別并不大，但材料精粗貴賤，卻差別懸殊。高級大官服多采用鮮明紅彩織金錦，且沿襲金制從花朵大小定品級高低，下級辦事人只許用檀褐色羅絹。平民一般禁止用龍鳳紋樣和金、彩，只許用暗色纻絲。至元二十二年還令“凡樂人、娼妓、賣酒的、當差的，不許穿好顏色衣”。由于禁令限制，反而促使勞動人民因地取材創(chuàng)造了種種不同的褐色，多達四五十種名目，后來還影響到帝王衣著破例采用褐色。 發(fā)式，漢族男性變化不多，北方的漢族女性較前簡化。蒙古族男性則把頂發(fā)從額前垂下一小綹或留作桃形，余發(fā)編成大環(huán)或麻花狀，垂在耳邊，帝王也不例外；女性多挽發(fā)髻，貴族加戴姑姑冠（罟罟冠），高到二三尺（圖11）。帝王尤喜愛各式帽，俱用精美珍貴材料做成，綴珠玉以示尊貴。 中國服飾史 元代紡織物有納石矢金錦、渾金搭子、金段子、兜羅錦、三棱羅、大綾、小綾、南絹、北絹、木錦布、番錦布……種種名目。元代每年舉行10余次大朝會，屆時萬千官員穿同一顏色、式樣并加飾納石矢金錦珠寶的高級禮服，稱作質孫服，糜費為歷朝少有。這種服式到明代卻被用作差役服裝。前一代的華服變成后一代的賤服，歷史上并不罕見，是改朝換代影響服飾變化的一種必然現象。
明清服飾
(1368～1911) 明清兩代的服飾面貌有較大差異。明代以漢族傳統(tǒng)服裝為主體，清代則以滿族服裝為大流。而兩代上下層社會的服飾均有明顯等級。 明代服飾明代政權建立后，曾力圖消除元代蒙古族服制對漢族的影響，“悉命復衣冠如唐制”，但當務之急是安定社會、發(fā)展生產，未能真正貫徹。至洪武二十六年(1393)才確定了許多主要服飾。由于明代政府非常重視農業(yè)，推廣植棉，棉布得到普及，普通百姓的衣著也得到了改善。 上層社會的官服是權力的象征，歷來受到統(tǒng)治階級的重視。自唐宋以降，龍袍和黃色就為王室所專用。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來紫色為貴。明朝因皇帝姓朱，遂以朱為正色，又因《論語》有“惡紫之奪朱也”，紫色自官服中廢除不用；樣式近似唐代圓領服而尺寸寬大，盤領右衽,兩側各多出一塊,稱“襬”（擺）；衣料多用纻絲或紗、羅、絹，但顏色、花紋有別。最有特色的是用“補子”表示品級。補子是一塊約40～50cm見方的綢料，織繡上不同紋樣,再縫綴到官服上,胸背各一。文官的補子用鳥，武官用走獸，各分九等(圖12)。平常穿的圓領袍衫則憑衣服長短和袖子大小區(qū)分身份，長大者為尊。 中國服飾史 明代官員的主要首服沿襲宋元幞頭而稍有不同。皇帝戴烏紗折上巾，帽翅自后部向上豎起。官員朝服戴展翅漆紗幞頭，帽翅長達1尺2寸；常服戴烏紗帽。入冬以后，皇帝還賜給百官毛皮暖耳，很象后世的耳套，平民不準使用；同時有披肩、圍脖等御寒用品。受到誥封的官員妻、母，也有以紋、飾區(qū)別等級的紅色大袖禮服和各式霞帔。此外，上層婦女中已著用高跟鞋，并有里高底、外高底之分。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裝或長、或短，或衫、或裙，基本上承襲了舊傳統(tǒng)，且品種十分豐富。當時出現一種長身背心，狀似士兵的罩甲，故名馬甲，在青年婦女中尤為流行（圖13）。服飾用色方面，平民妻女只能衣紫、綠、桃紅等色，不得用大紅、鴉青、黃等色，以免與官服正色相混；勞動大眾只許用褐色。一般人的帽，除唐宋以來舊樣依然流行外，朱元璋又親自制訂兩種，頒行全國，士庶通用。一種是方桶狀黑漆紗帽，稱四方平定巾；一種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，稱六合一統(tǒng)帽，取意四海升平、天下歸一。后者留傳下來，俗稱瓜皮帽，系用黑色絨、緞等制成。
中國服飾史 清代服飾 清王朝取代朱明，即以暴力手段推行剃發(fā)易服，按滿族習俗統(tǒng)一男子服飾。順治九年(1652)，欽定《服色肩輿條例》頒行，從此廢除了濃厚漢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。明代男子一律蓄發(fā)挽髻，著寬松衣，穿長統(tǒng)襪、淺面鞋；清時則剃發(fā)留辮，辮垂腦后，穿瘦削的馬蹄袖箭衣、緊襪、深統(tǒng)靴。但官民服飾依律涇渭分明。 清代官服主要品種為長袍馬褂。馬褂為加于袍的外褂，因起源于騎馬短衣而得名，特點是前后開衩、當胸釘石青補子一方（親王、郡王用圓補）。補子的鳥獸紋樣和等級順序與明朝大同小異。清代官帽與前朝絕然不同，凡軍士、差役以上軍政人員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緯帽，按冬夏季節(jié)有暖帽、涼帽之分，還視品級高低安上不同顏色、質料的“頂子”，帽后拖一束孔雀翎。翎稱花翎，高級的翎上有“眼”（羽毛上的圓斑），并有單眼、雙眼、三眼之別，眼多者為貴，只有親王或功勛卓著的大臣才被賞戴。皇帝有時還賞穿黃馬褂，以示特別恩寵。影響所及,其他顏色的馬褂遂在官員士紳中逐漸流行,成為一般的禮服（圖14）。四、五品以上官員還項掛朝珠，用各種貴重珠寶、香木制成，構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點。
中國服飾史
絲紡繡染及各種手工專業(yè)的進步，為清代服飾品種的豐富創(chuàng)造了條件，形成了炫耀財勢的繁瑣裝飾重于藝術表現的特點。按規(guī)定，綾羅綢緞此時已不再是官僚富戶的專用品。 清代一般男子服飾有所謂京樣高領長衫，腰身、袖管窄小，外套短褂、坎肩（背心），頭戴瓜皮小帽，手持“京八寸”小煙管，腰帶上掛滿刺繡精美的荷包、扇袋、香囊等飾物，可算是時髦打扮，北京一帶尤盛。很多地主、商人就如此裝束。 清代女裝，漢、滿族發(fā)展情況不一。漢族婦女在康熙、雍正時期(1662～1735)還保留明代款式，時興小袖衣和長裙；乾隆以后,衣服漸肥漸短，袖口日寬或達1尺多，再加云肩，花樣翻新無可底止；到晚清時，都市婦女已去裙著褲，衣上鑲花邊、滾牙子，多至十幾道，有“七姐妹”、“十三太保”、“十八鑲緄”諸名，一衣之貴大都花在這上面。滿族婦女著“旗裝”（圖15），梳旗髻（俗稱兩把頭），穿“花盆底”旗鞋。至于后世流傳的所謂旗袍，長期主要用于宮廷和王室。清代后期，旗袍也為漢族中的貴婦所仿用。
近現代服飾
（1912年以來） 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，中華民族的服飾進入了新時代。
在此之前，改良主義者康有為于1894年、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統(tǒng)初年，曾上書改革服制和服式；中國留學生也剪去辮子，改穿西裝。1912年，民國政府首先頒行《剪辮通令》，隨后參照西洋諸國服飾制度發(fā)布《服制條例》；20年代末，政府又頒《服制條例》，主要規(guī)定男女禮服和公務人員制服。隨著中外交流的加強，五彩紛呈的服裝終于沖垮了衣冠等級制度。傳統(tǒng)的袍、衫、襖、褲、裙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飾影響，并被許多新品種新款式取而代之。①男裝：民國初年出現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。穿著中西裝都戴禮帽，被認為是最莊重的服飾。20年代前后出現中山裝、逐漸在城市普及。廣大農村一直沿用傳統(tǒng)的襖褲，頭戴氈帽或斗笠，腳著自家縫納的布鞋。②女裝：辛亥革命帶來了多樣化，一身襖褲之外，又多穿用襖裙套裝。20年代以來，婦女喜愛旗袍，旗袍逐漸成為時裝而不衰。
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，百廢待舉，人民致力國家建設，服飾崇向簡樸實用。50～70年代，中山裝漸成男子主體服裝，此外流行過軍便裝，人民裝；女裝受蘇聯影響，連衣裙風靡城市，此外還流行過列寧裝等。但在農村，上衣下褲一直是大多數農民的傳統(tǒng)裝束。1978年后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，體現時代精神、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服飾如雨后春筍般發(fā)展起來，面貌簇新。
服飾是人類發(fā)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，是人類文明生活的重要支柱。遠在一千萬年以前，猿的一支——拉馬古猿開始了向人類演化的過程。到四百至五百萬年前，人的遠祖南猿才從古猿中分化出來。由南猿演化到現代人，又經歷了直立原人——智人——現代人等歷史階段。在智人階段，人們開始用獸皮裹身御寒，這是人類向創(chuàng)造服飾邁出的第一步。 中國服飾文化，從原始社會，商周、春秋戰(zhàn)國，到秦漢、魏晉南北朝，到隋唐五代、宋療夏金元，直到明清以及近代，都以鮮明特色為世界所矚目。這本書將會讓您了解中國從古至今的各種服飾！
中國服飾史
好多喜愛服飾文化的朋友，如今知道了作者沈從文在中國服裝歷史研究上的開山地位，可能不見得知道他曾為《中國大百科全書》撰寫過詞條，現在奉獻給讀者這本書，文字上大體就是那個條目的原始面貌，書中選材，以及表述角度，把握分寸，都只能口述。這是一部皇皇巨著，制作精美，可作為國禮贈品和圖書藏珍無疑都很上檔次。
相關評論
沈從文的《中國服飾史》，老早就知道。也曾經在不同書店的架子上，不止一次地翻閱過，終究沒有下決心買它。倒不是價錢的原因，33元，并不是一個很高的數字。更何況，就書的價值來講，以這個價錢買這本書，絕對是物有所值。主要原因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，說起來好笑，我對所有的有名頭的作品，都需要一定時間的心理準備，才最終帶它到收銀臺把它拿下，沈從文的《中國服飾史》，也是這樣拿下的。書寫得非常好，很合我的胃口。主要原因是沈從文在其中鋪設的線索，是以繪畫或文物為臺階，一步一步地把你引向你未敢祈及的高度。這些繪畫作品，講句老實話，只要是在美術史這個圈子里面混過的人，應該都非常熟悉，或者至少也有所耳聞。這并不是說沈從文欺騙了我們的感情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因為沈從文在我們都看過的東西上面，看到了我們所沒有注意到的課題，這就更加凸顯了沈從文的學術力量。每當我想到這一點，我就非常受啟發(fā)。我們這個“八卦”的時代，大家（包括不少學者）都熱衷于探奇訪幽，喜歡弄一些希奇古怪的東西來嘩眾取寵。事實上，能夠從大家都熟悉的話題中談出新意，這才是真正的學問。我一向信奉那個老外的話：“對于我們的眼睛來說，缺少的不是美，而是發(fā)現。”我認為沈從文就是這樣一個學問的發(fā)現者。沈從文的《中國服飾史》，文字很樸實直白，顯示出一個文學家的真正功力。對外行人來說，華麗的字句更有噱頭，更能揪住姑娘小伙子的心。對于內行人來說，那些所謂的噱頭，僅僅是增添票房收入的小把戲而已。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，是返樸歸真的，是坦蕩的，是娓娓道來的。這就是為什么沈從文的《中國服飾史》并不叫人覺得華麗的重要原因。惟其如此，這本書被賦予了更加蒼莽的個性。我們的閱讀，不僅是知識的獲取，還有一項重要的收獲就是閱讀過程中的身心體驗，沈從文帶給我們的體驗，是安詳的，是實在的，是厚道的，是貼切的。
中國服飾史方面的著作已經出現了若干種,其內容繁簡不一。1980年代有:沈從文先生的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一書和周錫保教授所著《中國古代服飾史》(中國戲劇出版社,1984年版)。前者重文物考釋而輕輿服文獻,后者則重文獻資料而推究淵源流變,都是從歷史實證與宏觀發(fā)展演變角度來研究的通史格局。近十年來,主要服飾著作有:黃能馥、陳娟娟的《中國服飾史》(中國旅游出版社,1995年版),以中華服飾的起源作為開篇,依次對中國奴隸社會、封建社會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服裝發(fā)展過程作了較為細致的介紹,內容包括服裝制度、服裝形式、服裝面料、服裝紋樣、首飾配飾等,全書插圖千余幅,分類詳細,圖文并茂,是一部較好的高級教科書。同樣作為教科書,孔德明的《中國古代服飾·用具·職官》(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,1996年版),是根據教學需要,通過多年的積累、研究、探索而完成的集知識性、學術性為一體的專著。華梅的《古代服飾》(文物出版社,2004年版)以文物考古的重大發(fā)現為線索,系統(tǒng)揭示了我國歷代服飾的發(fā)展特點和藝術風格。全書分為遠古衣影、商周瑰奇、秦漢成儀、魏晉通脫、隋唐華彩、宋明矜巧、金元雄渾和服飾研究等8個章節(jié);書中配有彩圖6幅、插圖58幅,對1個世紀以來相關研究進行了審視和綜合。
對中國古代服飾歷史的綜合研究,始終是服飾研究的熱點,近年來出版的絕大部分專著都是圍繞這一主題的。周汛、高春明的《中國古代服飾大觀》(重慶出版社,1995年版)便屬此類。全書26萬余字,選用彩色和黑白插圖260多幅,分為12編,依次為:綜述,首服,發(fā)式,化妝,首飾,耳飾,項飾,衣服,褲裳,腰佩,鞋襪,工藝。《衣冠燦爛——中國古代服飾巡禮》(四川教育出版社,1996年版)是趙超、熊存瑞的合著,對古老中國豐富多彩的服飾作了概括性描述。趙聯賞的《霓裳·錦衣·禮道——中國古代服飾智道透析》(廣西教育出版社,1995年版)是一部將古代服飾與歷史文化相結合、詳細闡述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的專著,采用文物映證文獻的研究方法,對豐富而又千姿百態(tài)的各朝代的服飾制度進行了剖析。 文化人類學是現代興起的、對人類活動進行綜合研究的新學科。華梅的《人類服飾文化學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,1995年版)一書,從人類文化學的這個大視角入手,以服飾的歷史年代為縱線,廣泛聯系服飾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,將古今中外人類的服飾從起源、發(fā)展、沿革逐一進行分析論述,為拓寬服飾研究領域做了嘗試。此外,張志春的《中國服飾文化》(中國紡織出版社,2001年版)綜合運用社會學、文化學、史學、美學和心理學等理論和方法,以點線面體相結合的模式來展開中國服飾文化學說的輪廓和細部,是一部跨學科研究的理論專著。
軍戎服飾在古代服飾的研究中,一般按習慣分為戎服和甲胄兩部分。1980年代以來,對各朝代甲胄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,其成果學術價值也比較高。相比之下,戎服研究則略顯薄弱,成果也相對較少。劉永華的《中國古代軍戎服飾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版)一書,廣泛搜集考古資料,通過對西周、春秋戰(zhàn)國、秦代、兩漢、魏晉南北朝、隋唐、兩宋、遼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軍戎服飾的論述,可使讀者對中國古代軍戎服飾的發(fā)展過程有一個形象的了解。 婦女服飾研究的專著則有孟暉的《中原女子服飾史稿》(作家出版社,1995年版),該書以長江、黃河兩大流域的中原漢族婦女服飾為研究對象,將該地區(qū)漢族婦女服飾的演變特點,以“錦繡中原”、“胡風入華”、“兩宋風流”、“金縷曲”四方面內容作為概括。
辭典為人們了解知識、研究問題提供了巨大的幫助。周汛、高春明的《中國衣冠服飾大辭書》(上海辭書出版社,1996年版)是一部系統(tǒng)介紹中國歷代衣冠服飾文化的專業(yè)辭書,分總類、冠巾、上衣、下裳、鞋襪、發(fā)式、化妝、飾物、腰佩、衣料、染彩、紋樣、工藝、其他及文獻15個門類;所收詞類上起先秦,下迄民國,內容包括歷代服飾名稱、款式、質料、色彩、紋飾、產生年代、沿革變遷、禮議制度、穿著方式、使用場合及相關習俗等。書前刊有《中國衣冠服飾史述略》一文;書后收有《中國服飾史年表》《衣冠服飾等秩表》《歷代服飾禁例》《歷代時世妝》《古今尺度對照表》及《中國服飾沿革簡明圖表》等附錄;另有彩色照片200余幅,黑白插圖1 000余幅。值得一提的是,這些彩色和黑白照片大多取材于各地博物館收藏的珍貴文物,可供讀者鑒賞與研究。 關于服飾風俗的研究,近年來許多論著有所涉獵,較有影響的專著有:周汛、高春明的《中國古代服飾風俗》(陜西人民出版社,2002年版)。本書以服飾習俗為線索,對歷代服飾風俗作了詳盡敘述,同時也分析了歷代影響服飾習俗的因素。
綜上所述,近十年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成績斐然,主要表現在:其一,研究領域不斷拓寬,從不同的角度和高度對服飾進行了多方面的闡述和論證;其二,研究方法可信,研究者多采取用出土文物與歷史文獻結合考證的形式進行研究,增加了論證的科學性。 但筆者認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依然有缺憾存在:其一,全面系統(tǒng)地研究古代服飾的論著較缺乏,盡管多數論著是按照歷代各個時期的結構去研究的,但視角往往局限于某一層面;其二,采用第一手資料的研究者較少,多是基于或無法繞開沈從文先生的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中所列資料;其三,深入細致的分類研究論著較缺乏,特別是對古代少數民族服飾的研究,雖具有多角度等特點,但在深入細致方面還是有一定缺憾,如匈奴服飾文化就是學術界很少綜合和深入研究的一個課題;其四,跨學科的研究成果較少,從科學技術、地理環(huán)境、文字學、哲學等角度對古代服飾進行研究和論證的成果并不多見;其五,對個別朝代的服飾研究成果甚少,如研究明朝服飾的論文近十年來僅有8篇,沒有專著。如果說中國古代服飾史是源遠的長河,近十年來的服飾研究則如涓涓的細流,留待后人去開拓、挖掘的領域依然廣闊。相信隨著我國考古事業(yè)的不斷發(fā)展,學術界的日益重視,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會迎來更加燦爛的明天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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